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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带来的麻烦
我们进驻尕周队之后不久，身为工作组长和公安局长的官却即发现尕周队明里是集体，暗里却是分畜到户搞单干。搞单干在当时自然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官却原来也是牧民，认牛能像认人一样。每当傍晚牛群回来时，他便在身子背后手搭着手，从远处看各户帐篷门口拴牛的情景。看了多次以后，他发现家家门口拴的是固定的同一些牛，没有任何变化。要是集体，不论哪头牛，只要拴住即可，多少会有些变化。实际上，从我们进队那天起，尕周的群众唯恐我们发现他们搞单干的秘密，对我们保持高度戒备，一面暗中防备，一面暗示我们离开。
在甘青川的牧区，大部分藏族牧民家，多半养有一条以上的狗，主要是为了防止夜里狼来咬杀牛羊。如果养有凶猛的藏獒，一般白天是要拴着的，以防伤了生人。藏獒在藏语中叫“啦窝”，也有叫“啦奇”的，“奇”是“犬”的意思。有的地方把藏獒叫“拴着的狗”，那是不准确的。尕周一半的狗，虽不是纯种藏獒，但对于陌生人还是异常凶狠。我们进队后，尕周家家户户的狗都是放开的，不论白天黑夜。既便养有杂交藏獒的人家，白天也不拴。其目的，当然是阻拦工作组干部进家，以免说漏了嘴。拴不拴狗，或者挡不挡狗，实际上是牧民们借以施放出的一种态度，尤其是在工作组干部驻村的时候。像尕周家家户户在白日里不拴狗，自然是一种无言的示意。这种示意和抵触的方式，确如他们所愿，对我们构成了一种时时存在而且实实在在的压力甚至威胁。
一天上午，我按照官却组长的要求，去几户人家通知一件事，将要走到一家的帐篷门口时，冷不防邻居家的狗冲了过来，眨眼间朝我左膝处咬了一口后，迅疾退了回去。棉裤的左膝处已被咬破。我虽然手提一根短棍，但狗冲过来的太突然，来不及抡棍防卫，而且这短棍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因为太短，打不着狗，只能用以给自己壮胆而已。或许是因为太过紧张，在被狗咬膝盖的瞬间和之后，并未感觉膝盖有疼痛或不适。回到工作组帐篷后，左腿膝盖以下感觉冰凉冰凉的，卷提起裤管一看，流血了，紫红色的。也许是因为棉裤厚，只咬进了一只犬牙；也许是狗在慌乱中咬偏了，另一只犬牙没用上力。这是我们进村不久发生的，也是我第三次被狗咬伤。前两次被狗咬伤，还是儿时的事情，皮肉都揭开了一小块，过了很长时间才愈合，腿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后来，随着年岁增大，那两处疤痕也在变大，直到二十来岁。那前两次，自然是同村邻居家的狗咬的。在我小的时候，村里人尤其是小孩子被狗咬伤是经常会发生的事儿，没有人将此作为不得了的大事来对待。不是狗主人不拴狗，养有凶狠猛犬的人家都是用铁链拴着的，一般往往是自己太大胆或不小心进入狗的进攻范围而吃的亏。我前两次被狗咬伤都是自己不小心发生的，与狗主人家无涉。而这次在尕周被狗咬，主要责任不在我，而在狗主人家。工作组的同事们也都这么认为。在我被狗咬伤之后，又发生了工作组一名社教积极分子脸上的一块皮肉干脆被狗咬翻开的严重伤害事故。
在我们与尕周的狗的“关系”中，索南老师先后发生的“事故”最多，险情也多，只是由于他超好的运气和出奇的机敏而常常化险为夷。有一天傍晚，索南去找一位牧民问事，还没走到那个牧民家的帐篷边，另一家的一条大狗冲了过来，他想逃回工作组帐篷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下，他立即跑进离他最近的尕藏洛哲家帐篷里。可那狗紧追不舍，随即追进帐篷。而这时的索南来不及拐到“锅卡”（牧民家连着小燃料仓的炉灶，燃料是晒干的牛羊粪）右边躲避，就顺势直奔“锅卡”左边，跃入燃料仓里，转身命令狗“松！松！”（原意是“去”，此处应为“滚！滚！”）而且，转身的瞬间差点摔倒。不知是为什么，那狗也进门即止，不再追咬索南，看看左右，转身走出了尕藏洛哲家的帐篷。尕藏洛哲一家看着突如其来的情势，先是吃惊，而后大笑。后来，尕藏洛哲还开玩笑说：“索南不怕狗，还命令狗滚开”，狗也听索南的话“滚开”了。
一天清早，索南起来后，点上他的大烟斗，披上羊皮大衣，从工作组帐篷里出去了。官却组长总是起得最早，他也跟着索南走出帐篷。不到半个小时，俩人笑着回来了。原来又一次发生了“险情”，经过是这样的：索南出了帐篷后，径直到草滩深处，走到有凹下去的浅坑里，正在脱裤子下蹲时，被我们帐篷后右侧一家的狗看见，飞快地直追过去，在冲到索南的近处之前，狗没有出声。一直站在工作组帐篷门口的官却见状迅速拣起一团草皮土块朝狗扔了过去，接着又拿起放在门口的短木棍追过去。这时，索南扭头一看，发现狗朝自己冲来，急忙一手提裤子，一手拣石块扔出去，衔着的烟斗和披着的羊皮大衣掉落地上。这狗发现自己已处在前后夹击之中，便向一侧跑去。“狗仗人势”真是一点也不假，草滩深处远离狗主人家，狗的嚣张和凶劲大不如前，怏怏然退去，不时还吠叫两声。
一天下午，索南说要出去走走，披上羊皮大衣走出帐篷散步去了。也就在只离开工作组帐篷二、三十米吧，又被我们帐篷后右侧那家的狗猛追过去。索南手中没有任何可用来打狗的家什，而从未开垦挖掘过的那一片草地上，既无土块可拣，更无石块可用。就在狗扑过来的一刹那，不知是什么神灵降赐索南以灵感，他急忙脱下羊皮大衣，用两只手张开举起，就在狗要跳起的时候，他急中生智，把原来打算挡狗的羊皮大衣扔到狗的头上。于是，奇巧的事情发生了。扔出的羊皮大衣正好蒙住狗头，这随机举措，使狗意外地顿陷黑暗之中，看不见任何东西。想必那只狗从来不曾有过被羊皮大衣蒙住头的经历，吠叫的声调也变了，几近哀叫，狗也害怕了。害怕了的狗，头上蒙着大衣往东朝后跑，而索南扔出羊皮大衣后无暇看上一眼，扭头往西跑，一直跑到工作组帐篷的门口才回身看，狗早已不见。蒙住狗头的羊皮大衣，掉落在狗主人家帐篷的不远处，过了一些时候，由狗主人家的女儿送了回来。此后不久，索南用羊皮大衣退狗的经历，成了经典故事，在附近的其他工作组中传开，并添加了一些传奇式情节。
舍弃晨眠吃杂碎
送走玉树的孩子们之后，罗主任和我仍然住在西宁的大众旅社。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时，他就叫醒我，要我起来和他一起去吃羊杂碎汤。他说，西宁的杂碎正宗好吃。大众旅社右侧临街就有一家卖羊杂碎汤的馆子，天不亮时门口挂一盏发着红光的小灯泡，老远就能看见。他说，那是卖羊杂碎的标识，因为天还不亮，其他饭馆都不开张，早起的旅客只好到这家卖羊杂碎的馆子吃早饭。所以，杂碎馆里食客不少。有时去迟了，轮不到桌凳，只好端着碗站着吃。听人们的口音，也有西宁当地人。这些早起的当地人，大概与我的主任有同样的嗜好。我没有他那种嗜好，所以要是完全让我权衡选择，我当然宁愿在破晓前的被窝里多待一段时间，决不会天不亮就起来去吃什么杂碎。但虑及罗主任的好心好意（每次都是他付钱，坚决不让我埋单），我也就舍弃了香甜晨眠，天不亮就起床，匆匆赶向红色的灯泡。因为天一亮，杂碎馆就关门了。
所谓“杂碎”，就是将牛羊等动物的内脏和头、蹄清理干净后，用老汤配以各种调料煮熟，再以条块状切碎，将肉和汤同盛于碗，就着面饼或花卷食之，其肉甚烂，其汤甚鲜，而其价甚廉。尤其在凛冽的冬日，食者或坐或立，屋里屋外热气蒸腾，吃喝罢了，身上便微微出一层薄汗，顿感神清气爽，难怪人们趋之若骛，罗主任也乐此不疲了。于今，虽然街头仍有不少杂碎馆，但其操作已被“流水化”，与当年的风味相去甚远，其氛围也难觅往日的踪影。我不懂医学，但牧区的人们都知道，经常食用牛羊内脏及其汤汁的人，还有常喝内脏煮汤的人，易患痛风病。我不知道如此喜好吃羊杂碎、喝杂碎汤的罗主任，疼痛难忍的痛风病在后来的日子里是否光顾过他的脚趾。
没有茶票的东日巴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各类生活必需品都实行发票证限量供应。在藏区，不论牧区还是农区，除了全国统一的按人头发放的布票之外，还发放一些“地方票证”，而“地方票证”往往与“阶级成份”挂钩。牧区家家户户都需要的茯茶，就通过发放“茯茶票”供应。“内定”的中牧及以下“阶级成份”的均按人头发给，而“内定”的牧主、富牧等“高成份”人家就没有茶票的“份子”，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接济。
当时，甘青牧区有的县乡在“内定阶级成份”时，虽然也计算了各牧户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的牲畜头数及是否雇工和雇佣人数等情况，但也只是大概了解罢了，并未经过细致认真的调查。但相对侧重于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各家各户的经济状况，是因为对此期间各户的经济状况容易掌握。这样做的结果，无意之中将解放初近十年中在社会安定和减轻赋税的大环境下，少数通过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发展起来的牲畜较多的人家也被“内定”为高成份牧户。年乃索玛的老汉东日巴家就是这样被“内定”为“富牧”的典型人家。东日巴六十多岁了，据同村和他年龄相仿的人讲，在解放前，他还经常给别人家打短工。解放时，他家也只有一、二百只羊。到一九五八年时，他家已有五、六百头只牛羊，而且由于自家劳力不足，还不时雇请帮工。因此，被“内定”到“剥削阶级”中去了。人们议论说：舍不得吃用的东日巴，是捏攒出来的“富牧”。按照当时县乡政府的规定，东日巴家既然是“内部掌握”的富牧，也就不能获得茶票的“份子”。
“四清”运动中，有一个阶段专门用来正式划分牧民阶级成份，说明原先“内部划定”、“内部掌握”的结论并不十分可靠准确，而要以这次“正式”划分作为最终定论。正式划分牧民阶级成份，需要逐户核实各年的牲畜数。在同东日巴老汉核对他家在不同的两个时段的牲畜数时，是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去的。因为他家是“内定”的“富牧”，在当时，我们必然要特别谨慎，以避免“阶级立场”不稳的嫌疑。东日巴一见我俩，就显得格外慌张，明显表现出不知所措。我们让他坐下并说明来意后，他只是“呀！呀！”（“是、好”的意思）。说话间，他目光有点呆滞，额上冒出细汗。我们要他别害怕，想一想那两个时段每年的牲畜数有多少，实事求是地讲出来。他只是唯唯诺诺地说：“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他自己不敢说出数字来。后来，工作组是以全村的“权威”夸日加说的和经各方证实的牲畜数字，以及临时请帮工的情况，将东日巴家的阶级成份正式定为“中牧”（在农区划成份时，有“富裕中农”这个阶层，但在牧区正式划成份时似乎取消了这个阶层），并将正式划定的成份作了宣布。在那个时候，对东日巴家来说，这是天大的变化，从“敌对阶级”中划到了“人民”的范畴。自此开始，在年乃索玛不论开展什么运动，他不用担惊受怕了；对他家的一切歧视也烟消云散了。
此后不久，乡里又发放茶票，自然是按正式划定的成份和人口状况发放的。这次发放的茶票，当然有东日巴家的“份子”了。其他各家各户的由各生产队队长或别人捎带去了，唯独东日巴家的茶票让我去送。好在东日巴家离中心组帐篷不是很远，不用骑马。每到夏天，只要家里有人，牛毛帐篷的口是敞开的。东日巴家的人老远见我朝他家走来，便在帐篷门口站着迎候。这时的东日巴已经没有慌张的样子，只是十分客气。坐下来之后，我将茶票送到他手里，告诉他是工作组组长让我送来的。六十多岁的男人这时泪水盈眶，我也有点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是靠自己的勤劳和节俭由穷人变为富人的，而致富又一度给他和家人带来了许多麻烦和歧视。现在，东日巴只求享有和别人一样的对待，他得到了。东日巴曾为积攒财富（牛羊）勤劳、节俭几十年，但实现了的财富梦并没有给这位生在草原的牧民带来幸运。假设他舍得吃用和出售的话，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其他普通牧民一样，从发放茶票的当初，就会有一张茶票“份子”的。
遭逢雪灾
1982年4月上旬的一个早晨，我起床后从玻璃窗户往外看时，院子里已是白茫茫一片。我打开门，发现院子里的雪足有一尺多厚。牧户在帐篷门口拴的牛，凡是一夜都躺卧在地的，早上只有牛犄角露出雪面，牛身子几乎全部压在积雪下面；羊圈里站着的羊，也只比雪面略高一些。
县里立刻成立了抗灾保畜指挥部，统一调度事业单位和机关的卡车、拖拉机，准备给牧民运送县里储存的几十吨颗粒饲料，并且动员小块农业点的农民靠牲畜往附近的牧民家驮运秸杆。小块农业区往牧业队驮运秸杆的活儿很快开展起来。但是，公路被积雪封堵。汽车、拖拉机开进厚积的雪，方向盘根本不起作用，不是原地打滑，就是离开行进路线乱走。于是，人们调去全县仅有的个把推土机去清除公路上的积雪。一整天作业，也只能清理一、二十公里的公路积雪。直到第三天，车辆才能勉强行驶送饲料。但只能送到公路边上，到牧民家还得驮运一半天时间，加之能使的驮牛已经不多，待饲料运到牧户时，已经错过了抢救牛羊的最佳时期。在此之前，羊群中已经出现互相啃食羊毛的情况。牛羊已经开始大量死亡。我们去巡查时，已经在山坡、路边上到处堆放着死羊，来不及剥皮。死牛散落在牧户帐篷附近，因为太重，人力无法拉动集中，只好死在哪里就撂在哪里。饿得走不动的牛羊，一但躺下，便永远起不来了。死了之后，过不多久就会冻僵，在天气转暖之前，无法剥皮。
4月虽然天气渐暖，但雪灾造成的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在第一场暴雪后的第三天又下了一场中雪。在海拔三千多米的滩地和阳坡，积雪消融得快一些、早一些，加上送草送料还算及时，死亡的牲畜少一些，死掉的主要是老、弱、病畜，也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该死的都死了”。而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方，牲畜死亡惨重，死亡数达百分之二十多，“不该死的”也死了好多。牧民辛苦饲养的牛羊，毁于短短的几天之中。而且，死牛羊的肉是卖不出去的，既使是饿死的牛羊的皮张也不值钱，商业部门认为那是“等外”皮张。所以，自然要影响牧民们当年的收入。
我想，假如附近有一个能起降直升机的小型机场，能及时运送饲料，就不会发生使牧民揪心的惨重损失。而且，对牧民们来说，经过一次严重的雪灾后，要使牲畜数量和收入水平恢复到雪灾前的水平，至少需要好几年的辛勤劳作。□
（作者系省委原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