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新农村之“新”，关键还在于通过新的法律与制度，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 ■新农村的建设还需要新一轮的法律改革和制度创新，要积极稳妥地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以强化对这个群体的特殊保护；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与供给质量；完善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保障村民自治的有效落实等等。
重庆行政学院教授喻中在《法制日报》撰文认为，刚刚到来的2006年，将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国家将在已有的基础之上，更加关注农村的建设、农民的利益、农业的发展。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钱当然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仅仅投入一些钱甚至是大把的钱，也很难建设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因为，新农村之“新”，关键还在于通过新的法律与制度，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概而言之，新农村的建设还需要新一轮的法律改革和制度创新。分而言之，新农村建设亟待考虑的法律改革与制度创新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积极稳妥地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促使“农民”。向“全权公民”的转化。从名义上看，农民当然也是公民，但相对于城镇公民来说，农民却属于“权利受限”的公民。法律授予中国公民的很多权利，政府为中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农民在事实上是不能完全享受到的。农民的权利受限，就意味着发展的机会受限；农民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就根源于权利的贫困。因此，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础性的环节是依法保障农民的“国民待遇”，让农民与市民一样，成为平等的“全权公民”。
其次，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以强化对这个群体的特殊保护。从理论上看，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称谓，但同时，它也表达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生活在城里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正当权益经常都会遭受剥夺与损害，然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他们真正可以选择的权利救济渠道，往往又是非常狭窄的。当前，各地农民工常常以跳楼自杀相“要挟”的极端方式来救济自己的权利，实在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但它却折射出现行法律对这个群体的救济，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
其三，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与供给质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当是公共产品比较丰富的农村。但在当前的农村，公共产品恰恰非常匮乏。举凡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水利设施、公共治安、道路交通、污染防治、人畜饮水、文化生活等等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满足农村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如果要有效地保障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除了经济上的投入，还有必要通过法律上的严格规定，明确相关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法律责任，并制定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
其四，通过法律改革农村的医疗体制。医疗体制改革作为当前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也应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加以通盘的考虑。近年来，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常见，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一系列的奖励机制(比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等)，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农村医疗。
其五，完善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保障村民自治的有效落实。具体地说，应当放手让村民委员会独立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将乡镇与村委会的关系，从当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规范到“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上来；针对当前乡镇政府实际掌控村级事务的情况，还应该制定相关的法规或规章，防止乡镇借“一事一议”的形式向农民乱摊派；此外，还有必要进一步规范“两委会”制度，完善村级办事程序，比如，国家可以制定村务民主化管理的规范性条文，各地方也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乡村典章”的示范条文并逐步推广，以完成由“能人治村”向“制度治村”的转变，等等。通过这些制度上的创新与完善，必将有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其六，应根据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财政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减少乡镇政府的事权，改变乡镇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称的状况，让乡镇政府从全能型、多功能型转向真正的“有限政府”；乡镇政府也要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式的、围绕中心的工作方式，转向群众参与的、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更要注重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而为农村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